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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画室与您浅论20世纪中国美术探究
 

20世纪上半叶,美术理论一度活跃。这同美术处在从古典向现代形态转折时期有密切的关系。美术创作自身的捩转,西方现代思潮的东渐,以及一批批学子留学归国后兴办美术教育等,都是促使美术理论活跃的重要因素。美术理论探究也分两部分,即偏重于对美术目前状况及发展趋向的评论和偏重于美术美学的基础理论。

世纪之初,评论性的美术理论是相当活跃的。这些理论的提出者人多面广,不仅有美术史论学者,还有文学家、教育家以及社会改革家等。康有为《万木草堂藏画目》(1917)和吕徵、陈独秀《美术革命》(1918)中都提出对中国传统文人画进行“美术革命”的主张。1919年前后,蔡元培提倡以美育代宗教,演说著文,主张中西文化融合,采西洋所长。鲁迅发表过多篇有关美术的文章,提出艺术为人生,拿来主义等观点,对于版画创作及有关方面都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徐悲鸿《中国画改良论》(1920)提出“守、改、增、融”的改革主张,认为应该用西方的写实主义来改良中国画。高剑父《我的现代画〈新国画〉观》和高奇峰《画学不是一件死物》都主张中外古今的折衷。林风眠《东西艺术家之前途》(1926)、《重新估定中国画的价值》(1927)主张调和中西艺术。民国初年,林纾《春觉斋画论》认为“法律须尊古人”,反对吸收西方绘画。金城《学画讲义》(1921)认为画无新旧,应“守古人门径”。此外,同光《国画漫谈》、倪贻德《新的国画》(1928)、胡佩衡《中国山水画写生新问题》(1921)、贺天健《我对中国画之主张》(1934)以及傅抱石《民国以来国画之史的观察》(1937)等都先后对中国画的发展发表了文章,阐述了各自的见解。这些理论大致上分为以西画取代中国画,对中国画改良和折衷,以及反对改革而独守古人门径的三种基本观点。

作为美术学的理论探究者大多受到外来美术理论或美学的影响,有些人曾经翻译相关的著作后又才投入美术理论的探究。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著作体例和传统的画论已经拉开了很大距离。陈师曾《文人画之价值》(1921)对文人画的界定和价值作了精辟论述,是近代文人画探究的奠基之作。刘海粟《中国绘画上的六法论》(1931 )及《国画苑》(1935)在对谢赫六法论的探究中应用了西画批评的概念。 傅抱石《中国国民性和艺术思潮》(1935)以及《中国绘画思想之进展》(1940)等著作,考察了中国画非凡是山水画的发展规律以及画家创作时的精神状态。邓以蛰《画理探微》和《六法通论》写于三、四十年代之交,以史论结合的方法对中国画探究自成体系,提出中国画的发展分期和中国画“生动和神合而生境界”的美学结构。宗白华《中国画法所表现的空间意义》(1935)及《中国艺术境界之诞生》(1949)等论文从直观的方法揭示了中国绘画美学的特征。此外,吕徵《美术概论》(1923)和《晚近美学思潮》(1924)、林文铮《何谓艺术》(1931)、朱光潜《文艺心理学》、伍蠡甫《再论中国绘画的意境》(1944)以及钱钟书《谈艺录》(1947)等在当时美术界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此外,还有一些著述,是对书法、工艺、雕塑和建筑等门类的专题探究。如摘要:黄宾虹《古印概论》(1930)、沙孟海《印学概论》、胡小石《中国书学史绪论》(1943)、商承祚《说篆》(1943)、权柏华《古瓷考略》(1930)、邹朱崖《刺绣源流述略》(1930),莫天一《塑述》(1930)、张充仁《雕刻的必要因素》(1941)、朱培钧《雕刻泛论》(1944)、姜丹书《中国建筑进化谈》(1929)、张俊《建筑艺术》(1941)等。

天津画室资料了解到20世纪上半叶美术理论探究状况大致如上所述。其中学术专著较少,大部都是发表在报刊上的文章。这一时期,曾有许多美术期刊创办,从1911年至1949年间全国美术期刊、特刊、增刊等累计近四百种。不过,由于种种原因,这些期刊大多持续的时间不长,不少是只出刊几期甚或一期即告终止。50年代以后,美术理论探究跨进一个新的阶段。美术院校史论系或史论课程的设置,逐渐造就了一支可观的美术理论队伍。美术期刊、报纸副刊的定期出版和诸多美术专业出版社的建立,都为美术理论探究提供了较前优越的条件。当然美术创作的活跃和繁荣是促使美术理论发展的直接原因。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美术理论探究又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摘要:从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从8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期。

在前一阶段里,美术理论探究的内容比较集中,探究的范围也比较窄,主要是现实主义美术理论,以及相关的美学和美术创作理论。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摘要:王朝闻《新艺术创作论》(1950)、《新艺术论集》(1952)、《面向生活》(1954)、《一以当十》(1959)、蔡仪《新艺术论》(1951)、《新美学》(1951)《现实主义艺术论》(1958)、王琦《新美术论集》(1951)、《艺术形式的探索》(1981)、温肇桐《中国绘画艺术》(1955)、《力群美术论论文集》(1958)、洪毅然《美学论辩》(1958)、吕荧《美学书怀》(1959)、朱光潜《美学批判论文集》(1958)、《谈绘画》(1958)等。除此以外,还有一部分有关工艺美术探究的论著,例如摘要:吴劳《工艺美术论文选》(1963)、童书业、史学通《中国瓷器史论丛》(1956)、傅扬《青花瓷器》(1957)、沈从文《龙凤艺术》(1960)、庞薰《图案新问题探究》(1953)、黄考《湘绣》(1959)等。此外,还有一大批对古代及近现代绘画画家探究的著作,它们介乎于史论之间,或可视为对美术史中的专题探究。总之,这一阶段的美术理论探究基本上限于现实主义美术创作思想和创作方法,以及相关的美学思想。在探究方法上也比较单一。非凡是十年“文革”期间,由于政治上极左思潮的影响和形而上学思想的流行,艺术工具论盛行,彼时的美术理论大多流于片面和肤浅。

天津画室资料得知进入80年代以后,经过思想理论上的拨乱反正,美术理论探究走向正常,并蓬勃地开展起来。某些所谓探究禁区逐渐打破,从而拓展了探究的范围和领域,也促进了探究的深化。美术创作思潮的空前活跃,表现手法的多向探索,使偏重于美术目前状况和发展趋向的理论探究得到充分的发展。思想理论界以及相关人文学科中的探索和争鸣对美术理论探究也起到了积极的促进功能。在80年代的十年中,批评性的美术理论探究大致上是伴随着一次又一次所谓热点新问题的讨论而高潮迭起。例如,在美术理论界先后展开了有关人体模特及裸体艺术(1929)、美术创作中形式和内容、抽象美新问题和自我表现新问题(1979、1980)、中国画是否“穷途末路”的新问题(1985)以及美术新潮新问题(80年代后期)。对这些新问题的理论探索,不仅同彼时美术创作思潮和实践密切相关,而且,同当时思想界、文化界集中讨论的热点新问题也具有内在联系。在上述新问题的讨论中,势必涉及到一些有关美术特征、性质等基本理论,以及美术的文化价值和意义等。这些讨论大都是以文章表述的,刊登文章的主要阵地是《美术》、《江苏画刊》、《美术探究》、《美术史论》、《美术思潮》、《新美术》、《朵云》以及《中国美术报》等。文章来源:天津画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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